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的王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兼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候补书记的康生，受共产国际的派遣乘机到达延安。和他们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驻新疆的代表陈云。12月9日至14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中共在洛川会议上所确定的方针和政策，认为中国现在只有抗日、亲日之分，反对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提出“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国共两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右倾投降主义的主张。这次会议还决定增补王明、康生和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重新明确中央常委由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等九人组成，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央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
12月政治局会议后，王明到武汉又写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继续宣扬他那套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的错误主张。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又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报告，在军事上，他又提出“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七个“统一”主张。虽然在会上毛泽东、张闻天批评了他的这种错误主张，但会后他仍然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坚持其错误主张，依然把工作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上。
中央三月会议后，张闻天到党校传达这次会议时候，即通知李维汉，中央已决定调李维汉到陕北公学担任副校长，中央党校校长一职由康生接任。把李维汉调离中央党校，不知是不是与王明到延安后党中央发生的分歧与斗争有关，李维汉在《回忆与研究》中曾提到：“康生一进党校就宣布罗迈（即李维汉）是‘半个托洛茨基分子’，不能当党校校长。”
关于康生担任校长后的延安中央党校的情况，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由中央党校、中共西北局党校和中共延安地委党校组成的延安中央党校校史调查组，曾访问过当时在延安中央党校工作的王学文、刘芝明、张承民、张英杰和在党校学习的谢北一（裴毅）、丁昭、桑吉悦希（天宝）、扎喜旺徐等，根据他们所谈的情况，这一段延安中央党校较前一段党校的变化是：
由于康生不能像董必武、李维汉那样常住党校，为此党校成立了“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学校日常的教学与行政后勤工作。初期主任是王学文，其成员有刘仁、张启龙、曹轶欧、柯庆施。后因王学文、刘仁相继调离中央党校，其主任又换成柯庆施，其成员增补杨群一、刘芝明。
康生任校长后，党校还新增设了秘书处、干部处和马列主义研究室。初期秘书处处长是刘仁，刘仁被调走后，即换成杨群一；干部处处长为曹轶欧；马列主义研究室主任由王学文兼任。这时总务处扩大为校务部，下设管理、供给、会计三科，由方仲如担任主任。其他教研室负责人也有变化，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开始仍是陈伯达，陈伯达被调去马列学院后，又任命张承民为主任；王学文不再担任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改由刘芝明任主任；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研究室主任仍是柯庆施；中共党总支书记仍是张启龙。
康生担任校长时，党校的学员班次已编至二十几班，学员中的老干部已越来越少，多数学员都已是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当时学习苏联的经验，每个班设有班主任，柯庆施、刘仁、白东才、苏华、唐斌、张承民等都做过班主任。每个班还从学员中选出班长和支部书记。班主任、班长和支部书记则构成各班级的领导核心。
当时，党校对学员管得很严，学员不能在校内会客，不能单独外出，到外面不能说是党校的学员，每周学员都要开生活检讨会。宋平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当我进马列学院之前，曾先在康生担任校长的中央党校学了一段时间，康生把党校搞得很神秘，因此在那里学习感到非常拘谨，谁要是说句错话就可能被批一顿。”
康生担任校长时期，党校的课程仍是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党的建设和群众工作、政治经济学和游击战争五门，只是有些课程内容有变化。马列主义改成主要是讲列宁主义基础；中国问题原来从鸦片战争讲起，改为从辛亥革命讲起；政治经济学已不再按沈志远、狄超白的本子讲，而是按康生从苏联带回来的里昂捷夫的书本讲。王学文说，当时还发生过这样的一件事，他写教学提纲时，觉得里昂捷夫本子中有些地方说得不对就给改了，有人还给他提意见，说连里昂捷夫的本子你也敢改？！后来，生活书店出版里昂捷夫著作，作者本人也对此作了修改，人们才不再说话了。
当时，各门课程的教员，除本校的教员外，还有校外的艾思奇、中宣部的杨松、中组部的刘锡五、王鹤寿等。
那时中央负责同志也常来党校作报告，毛泽东、王明都来校作过报告。毛泽东报告时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注意保持党的独立自主；王明则强调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王明的条条确实背得熟，报告时没有提纲，就是那样口若悬河似地讲，甚至连引证都不看稿子。事后曾有人查对过，他所引证的，基本上都八九不离十。那个时候，人们还划不清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线，王明的夸夸其谈，还真的有人认为他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但是，当时党校的干部和学员中都有人听出了他讲的和毛泽东讲的不一样，有的学员还曾提出要党校解答。
康生任校长时的党校教学，我们访问刘芝明时，他说：“我个人的感觉，党校在1938年以前还比较联系实际，1938年以后教条主义更严重。”我们访问张承民时，他也说：“那时教学是教条主义的。教员大部分是刚参加革命不久的人，我们这些人就是文化程度比学员高一点，都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讲课都是照本宣科，尽量引证。那时讲课，不但学员不满意，教员本身也不滿意，可是没有出路，不知道怎么讲，只好向引证方面发展……那时各门课主要靠讲，讲课时间和讨论复习时间是三比五，课程排得很紧，学员没有时间看参考书籍和思考，讨论时也尽是背条条概念，甚至抠名词。”
康生任校长后，党校的伙食有所改善。原中央党校的伙食标准同抗大不一样，抗大是每人每天伙食费八分钱，一斤半粮食，粮食由中央供给部供给；党校则是每人每天伙食费五分钱，一斤二两粮食，而且粮食还是中央供给部给钱自己去买。康生来后，为此向中央提了意见，党校的伙食标准也改成了同抗大一样。伙食标准提高了，自然伙食也就改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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